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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有光和吴承恩之间的交往关系，尤其是他们在长兴遇到的变故，由于资料缺乏，一直以来没有定论。但随着《震川先生未刻集》的出版，归有光给吴承恩信件的大曝光，这个问题终于迎来了曙光（x）。这里以苏兴先生的考证及彭国忠《吴承恩长兴县丞任新考》为框架，对归吴二人在长兴遇到的风波做一个梳理，并补充一些背景和人物关系。（《吴承恩长兴县丞任新考》是2017年的旧文章了，只是我现在才发现，惭愧惭愧）

（其实只是以长兴事的时间节点为中心，把一堆料串在一起的闲谈233）

为了叙述方便，有些史料没有摘录原文，但都标明了出处，愿意的话可以去翻翻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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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首先从归有光线开始讲起吧。

嘉靖四十四年，归有光六十岁，第九次参加会试。此前，张治特别欣赏他，每次听说他来考会试，就特别注意着要取他的卷子。但不知为何，一次都没能成功。直到乙丑会试，余有丁阅卷拿到归有光的卷子，认定这是当年自己在昆山时想要拜师的归震川，于是把卷子拿给主考官高拱看。高拱看了很高兴，说张龙湖公一直想录这人，没想到一直都把他漏了过去，现在正好拿到他卷子，就录了吧，也算对得起天下士人[1]。然而，某当事者让校尉故意把卷子打乱，最后归有光以三甲录进士。（尽管这是他儿子说的，不一定可信。）徐阶觉得可惜，推荐他去翰林院考个职位，但归有光觉得自己年纪太大，也没有去[2]。

中进士之后，归有光的门庭着实热闹了一阵，一大批人纷纷慕名前来，包括王世懋、周天球等文坛中人。一直仰慕他的余有丁追星成功，之后和归有光书信往来很是频繁。归有光也在此时结交了陈文烛，两个人聊得很投缘，从此交往密切。[3]甚至裕王府里有某位中官也特别喜欢震川，邀请他私下来和裕王见见面，但被他拒绝了[4]。瞿景淳和赵贞吉作为归有光的老朋友，听到他中了进士，也是非常激动。

由于归有光本人希望做个有实绩的官员，于是没有听从“就博士”的劝告，外补为长兴县令[5]。到嘉靖四十五年二月，归有光正式出发上任，心情看起来不错，中途经过杭州时，甚至打算去西湖玩一圈[6]。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x）

吴承恩这时候在干什么呢？他留存的资料比较少，所以只能从他的诗文和与徐中行的交往记录中看出，老吴四十五年在杭州见上官，大约在四十五年底或隆庆元年初到长兴赴任。长兴县丞这个官职是他嘉靖四十三年入京谒选得来的（此处按刘修业《吴承恩年谱》）。当时李春芳见他穷困潦倒，又有老母亲要侍奉，让他来吏部好歹选个一官半职。李春芳那年刚升任礼部尚书，和吏部尚书严讷也熟，只要吴承恩肯来，总能找到能养活他的工作。吴承恩不想辜负春芳好意，最终来了。此前他的生活可以用“精准踩点般的倒霉”来形容：嘉靖二十九年第一次进京选官职就遭遇庚戌之变就不说了[7]；后来嘉靖三十五年放下身段巴结赵文华[8]，结果赵文华三十六年扑街；四十年冬天自荐“学剑无成，请缨有志”，想加入胡宗宪的幕府[9]，四十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大家也知道。这之后，从现有的记录来看，吴承恩似乎靠给政府官员写喜庆文章谋生，几乎不能自给。

无论如何，两个倒霉了半辈子的老倒霉蛋似乎终于要在长兴开启新生活了。然而，他们在长兴的故事却有一个不愉快的结尾：归有光调顺德府通判，名迁实抑，同时在自己的文集里留下诸多为长兴事辩白、吐槽县丞人品的信件；而吴承恩则被革职，下狱后补荆府纪善（大约是在荆王府的类似讲官的工作），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的跋中也写到他“不谐于长官”。

这些只言片语引起了种种猜想，大家都想知道：这俩人在长兴干了啥啊，闹成这样？

来看看归有光自己对长兴事的陈述：

署印县丞之以赃败也，由其发狂而自宣露，囚服露首于太守之前。昨有岁贡自京还者，言京师皆已知之。今被访逮——即其发狂，乃职尚在河北者。今府中籍籍归咎于职，若然，则察院不当访人耶？又因缘其所访之自而欲扳以为仇耶？（《乞休申文》）

署印官与县丞被察院蒙访逮，职前入谨在途，彼事已败。特以察院访单委悉，疑以为县中有言，恨之切骨。（《再乞休文》）

什么 “囚服露首”“京师皆已知之”“恨之切骨”，读着就很刺/激。

研究吴承恩的学者大多绕不过这奇怪的事件，所以很多人从震川的文集里扒蛛丝马迹。

苏兴先生依据《乞休申文》《又乞休文》和《长兴县编审告示》的考证（时间线按蔡铁鹰考证[10]做调整），理出了这样一个故事（归有光视角）：

归有光到任的时候，湖州府正在推行里递征粮政策。明代初年，各地征粮是按粮长制，由土地多的大户担当粮长，负责把本地小户的粮食收齐；粮食收不齐时，大户要负责把粮食补足，甚至需要补助当地贫困户。但由于人口和土地流动日渐频繁、里甲制度逐渐不可行，因此湖州府把征粮制度加以改动，所谓里递征粮，即是以地方基层组织为单位收粮。

而归有光认为里递征粮的实行导致大户把补齐粮食的责任推到小户身上，而且让小户来监督大户纳粮根本不可行，于是依然让大户做粮长。这导致当地大户和湖州府官员、甚至浙江巡抚都非常不满。隆庆元年冬天，归有光进京觐见，于是把政务和征粮的任务交给了县丞和上级派来的摄令。这位摄令擅自改动归有光的计划，导致征粮困难。最终，摄令和县丞因为贪/污一同被捕入狱。归有光此时虽然不在长兴，但因为府里对他一直有批评，长兴本地大户多有不满之声，京城也有人希望追究他的责任。

（题外话：长兴县的征粮的确一直是大问题，也经历过多次制度改/革。《西山日记》中丁元荐曾描述他看到过的一块推行以土地而非人头为依据征收赋税的石碑，制度非常严整，但很明显，这种制度并没有持续下来，因为丁元荐已经不太明白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了。据卜正民推测，这石碑立于1472年，是迈向后期“一条鞭法”改/革的较早一步，但因为中/央从地方的社会运作中逐渐淡出，地方大户掌握更大话语权而失败。然而，湖州府推行的里递征粮看上去仅是收回地方权力的一次非常糟糕的尝试，未重新划分土地而直接以现有里甲征粮，在当时“一里之中十甲少有全者”的情况下，不可能真正实行。）

尽管归有光从头到尾一直没有明确提到吴承恩的名字，但按时间来看，这里的县丞指的似乎就是吴承恩了。

众多研究吴承恩的学者可能是因为怀着对研究对象的感情，不相信吴承恩是这种贪婪小人，于是找出了归有光说法中一些可疑之处。按照蔡铁鹰《吴承恩年谱》的观点，除非吴是极贪之人，不然他和摄令仅仅相处一两个月就开始贪/污实在不太可能，但如果是这样，归有光也不会在共事初期与他交好。

更何况，假如吴承恩真的贪/污，他又怎么被列入《长兴县志》的名宦？当时在长兴的徐中行又怎么会愿意在这件事之后和他唱和往来？想必此中有些冤情。

那么，反观归有光不顾同事情谊，在乞休文和信件中用各种非常糟糕的语言diss县丞，又一遍遍和身边人说自己被陷害、往县丞身上甩锅的行为，就显得……有些掉价。（特别是他俩还在长兴留下了一些碑文，比较有名的《圣井铭并序》完成于隆庆元年十月，归有光这么攻击吴承恩的话，就有点翻脸如翻书了。）归有光致信的对象包括但不限于余有丁、曾省吾、徐中行、俞允文、瞿景淳等等等等，他还让其中不少人帮他说话。但是帮忙的人多了，总会有乌龙：当我看到他给余有丁写信说明“前瞿少宰致书李相，徒以平日之相怜，非有光之有求”[11]的时候，简直笑到劈叉。

 

于是就有人联想，归有光这个行为可能是因为文学派别之间的矛盾。其证据是徐中行和吴承恩的交好。陈文烛《花草新编序》说：“长兴有徐子与者，嘉隆间才子也，一见汝忠即为投合，把臂论心，意在千古。”众所周知，徐中行是嘉靖后七子之一（并且喜欢好看的人，侧面说明吴汝忠长得不错x），而归有光的文学观点是和他们相左的。这样一来，文学理念上，归有光很有可能和吴承恩也会产生矛盾。于是吴承恩下狱，归有光才有这么幸灾乐祸的态度。

——但是问题在于，当时后七子对归有光的态度也已经有了很大转变了啊！徐中行和归有光不仅在长兴时有交往，长兴事后也有友好的书信往来。一开始对归有光意见最大的王世贞也开始欣赏他。隆庆三年，凤洲做浙江参政，途经昆山时顺道拜访了待在家中的归有光，而归有光正是因为他的劝慰才决心支棱起来（？）北上赴任，并写信给王世贞说明长兴事本末[12]。称归有光因为文学观点而在政/治上打击吴承恩，还是联想过度了。

十几年之后，《震川先生未刻集》给似乎石锤“不谐”的归吴关系来了个大反转。反转的材料主要是三封信：

吴县丞 

数有书寄，无一字还答，不能无望也。公以高洁自处，然几为人所中，赖府公救解之。世途危机可骇，俟还面尽。人情不远，公亦可以意推矣。祠部清江徐君①，仆同年友也，甚公道。仆具以语之，徐亦以公为托。云其少年从父客淮阴，公正为诸生名誉隆起时也。尚宝陆元洲②与仆有亲，素知其人，极倾险。今果然。朱学霸吏，死有余辜，三犯有文案，可覆案也。贯城③日日庾死人，大司寇安得有百身抵命耶? 孝丰④百吊尸，恐非事体，乞为止之。 

①徐云程，嘉靖四十四年进士，临江府清江县人。

②陆师道，嘉靖十七年进士，苏州府长洲人，字子传，号元洲。师事文征明，工书画。可能是亲家陆师道在归有光有难之时不但没有帮忙，反而踩上一脚，才让归有光说出这种言论……

③贯城，指牢狱。

④孝丰，湖州府一县名，大约在今安吉县孝丰镇。（百吊尸不知道是啥，听着有些瘆人……）

吴县丞承恩 

连次有书奉劳，乞追长夫并柴马银，未审已办否? 此皆吏所干没也。适百里者宿舂粮，昨在县，殊不念及，仓促至落然无具。临行措置不及二百，并是张鲁收掌。近付随行者取用，记籍而已。途中见同行者辉赫，仆行李萧然，乃至舍者与之争席，从行人颇以为愧，然心甚安。顾闻县中群不逞之徒背后口语藉藉，此何为者也? 昨者库中移银，乃是承府牌，吏固不能无奸弊。而阴谋攘篆者更造流言，甚为可骇异。因为知己及之。追得前银，或遣人寄家下自取，便寄来以济穷途之急。幸甚。曾令书手温文臣写顾尚书书，乞催完，寄与儿子收。碑石摹得，须寄二三十番，余并乞寄家。外有家书，求即差的当人寄至。十二月初二日午邹县邸舍中书。

（归有光这也太惨了）

又 

昨县人来，云彼中有士大夫倾仄者，乘行后欲幸有瑕隙，从而败之。大抵即因平时请嘱不得志耳，百姓殊不平也。然人穷达有命，亦何以为意? 闻摄县者甚睢盱①，此皆吾民不测，顾莫之如何矣。

①睢盱，浑朴貌，形容摄令糊涂。

这三封信差不多都在隆庆元年年底所作，大概正是归有光进京途中写的。第一封是三封信中写得最晚的，此时吴承恩已经被诬陷，而归有光依然相信他的“高洁”，为知府解救他而感到高兴，又告诉他自己的同年徐云程也挂念着他。后两封信中，归有光和吴承恩说了许多进京途中的琐碎事，又让他拓碑文、寄手书，说明归有光和吴承恩共事时关系算是非常亲密的了，而且事发之后归有光也一直相信他。吴承恩一直都没有回信，恐怕是当时确实经受过一段牢狱之灾，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于是问题又出现了：既然归有光和吴承恩的关系一直不错，那么他吐槽的县丞是谁？知府到底在这件事情中有多少知情度？

首先来看知府的问题。归有光先是因为知府派了人把征粮计划全部搞乱而多有怨言，后面怎么又因为知府解救了吴承恩而万分感激呢？

查了湖州府志，发现原来隆庆元年湖州府是换过知府的：

《万历湖州府志》卷九知府：

杨棐，建安人，进士，嘉靖四十三年任。隆庆元年调任。

黄枢，南昌人，进士，隆庆元年任，廉明有声。四年，卒于官。祀名宦。

栗祁，夏津人。进士。隆庆五年任。万历三年升山西按察司副使。

然后又查了一下杨棐和黄枢两个人，资料都少得可怜……只有从县志里面扒。

有关杨棐的记载，来自康熙《建安县志》：

杨棐，字宾周，弱冠成进士，令峡江，历员外郎，出守肇庆府。明习吏治，为民兴利。……卒于官。

有关黄枢的记载，来自道光《南昌县志》：

黄枢，字翼卿……嘉靖己未进士，授嘉善知县，精严案牍，发摘无遗。尤留心里甲，役法均平，猾胥为之敛手。……迁湖州府，岁荒，请蠲设赈，矻矻不倦，卒于官。贫至不能敛。……

如果不存在重名的情况，这个杨棐应该就是嘉靖四十三年到隆庆元年的湖州知府，但在建安县志的列传中完全没有提到他的这段经历，猜测可能是他在湖州知府任上干得并不好，于是调任肇庆。后来调过来的黄枢正好是一个善于摆平赋役争端的人，这除了表明当时的杭嘉湖平原上地方大户偷/税/漏/税（x）是普遍性的大问题外，还说明杨棐可能正是在收粮的政策制定方面做的不到位。这样一来，两任知府前后的态度转变就可以解释了。

那么县丞又是怎么回事呢？充满走近科学醍醐味的解释来了：

好巧不巧，当时长兴县有两个县丞……

一般一个县令只配一个县丞，这是《明史·职官志》里县级行政机构的标准配置；但是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县丞、主簿添革不一”。当时长兴县盗贼横行，事务繁多，于是新添了一个县丞，而进京谒选的吴承恩等到的就是这个空缺。（如果没有新添这个县丞职位，吴承恩找不到稳定工作，恐怕很快就要入不敷出，但是谁知道这个职位又给他带来一场灾祸。）

《未刻集》卷六的《谢谭御史书》及其《又启》《附上》中提及了另一名县丞的姓名：

又启 

职平日待乡官未尝失礼，而少不遂意，搆之部院，中朝士大夫多知之矣，不足复道。今独为黄通判、张县丞二怨，无端欲移罪于人以自解，而府又助之为虐。大户李田等恨复役，奸民沈良能等恨申治，皆与二怨合势，逞刁告讦，而府又示之风旨，诸所告临鞫但随李田、沈良能等口具。狱具，申文皆黄通判手笔也。又李田本县中大家，其子李廷在县学，黄通判署印，廷拜为门生，黄每退堂屏人私语诸贿，多田父子之为也。黄既发狂，每在衙大呼云 : “李田误我！”又云 : “张元一误我！”比其疾愈，李田又入其衙与之谋，乃喜曰 : “李田不负我！”……盖以黄通判、张元一疑教官有言于县，遂被连及也。……又升任之时，大户并怨里递，有黄通判为之钩引，皆不至。……

附上

 长兴刁诘，于浙中特盛，职力为禁戢，不意升任郡，不逞之徒合而为一，嚣然并起。今据黄通判、张县丞，并自以察院访逮，乃欲嫁祸于职，正如下水人扳崖上人也。因职近逮恶吏沈良能，即投入通判衙，与之为一。因职复大户里递，大户李田、徐伦、赵堂、孙颙、垒全，即又投入通判衙，与之为一。……方职在县，日日恐慌，惧被逮，今见行，辄亦肆其怨毒。……

从这两封信里面可以看出，之前看到的归有光的信件中“署印”就是这位黄通判，“县丞”即为张元一。

查了万历《湖州府志》，这位黄通判大概叫黄廷美。

万历《湖州府志》卷九通判：

黄廷美，江陵人，举人。嘉靖四十四年任，隆庆二年去任。

正好时间也对上了。又查了《荆州府志》和《江陵县志》，这位的官/场生涯到湖州府通判也就结束了，毕竟精神病患者做官还是有些危险的x

再参考归有光的《长兴县编审告示》，这位黄通判就是府里看不惯归有光的做法才派来的，并且在归有光进京之前就已经架空了他的一部分县令职权。归有光在《未刻集》里《送道》信中对长兴事有更加详细的描述（不录原文了，有点长qwq有愿意的可以去翻翻）：

归有光离开长兴之后，大户李田想要逃避粮长的责任，于是通过儿子的关系贿赂黄通判，甚至还在杭州雇用了一批小混混，假扮长兴里递在巡抚门口哭诉，成功把粮长的职责推回小户头上。这导致小户纷纷逃走，收粮时找不到人头。这个过程中，黄通判拉拢了张县丞，却没能拉拢吴承恩。

这时候刚好知府省觐回来，黄通判突然发狂，带着两个儿子在知府面前跪了一天一夜，把自己做的事全部抖露出来了。知府觉得这事情弄得太夸张了，于是决定惩治黄通判。但这件事还没完，李田和黄通判的心腹沈良能因为怀疑有人告密给巡抚，又纠集了一批社会青年看住百姓们，不许他们告官，不然见一个打一个。另一边，黄通判虽然被抓，但不停地对无辜的人泼脏水。吴承恩大概就是被沈良能抓进狱中，又被黄通判诬陷的。而且，李田和沈良能也企图把目前混乱局面的责任推到归有光的头上，于是找了一批善于诉讼的人，让他们分别向衙门里的人告状，一唱一和，把戏演足。

归有光作为风暴眼，因为水路延误回到长兴时，已经觉得自己跟不上趟了（x）。结果，因为这些人的恶意上诉，他当年的考评只是刚刚免于下考而已。

看着这个烂摊子，还得应对上司的问责，归有光实在头痛，非常/委屈地说道：“惟求密差人至县乡，访问平日县令与民何如，署官与丞与民何如。”

总之，这场风波中，并不存在归有光和吴承恩之间的不和谐，两人都是通判、大户、恶吏搞事之下的受害者，而归根究底是江南地区税/收中国/家权力与地方大户之间的矛盾。也可以看出，虽然本地大户和其他别有用心者是很狡猾可恶，归有光和吴承恩被欺负是很惨，但是他们确实不适合干地方实政orzzz

尾声，长兴事之后的归有光和吴承恩：

长兴事之后，归有光回家待了一段时间，才去邢台赴任。半年之后，他入京贺万寿节，高拱、赵贞吉正好顺势推荐他做南京太仆寺丞，而李春芳则让他留在内阁写敕文，同时修《世宗实录》[13]。可以说这个决定深得归有光心意，内阁中大量世所未见的藏书着实令他惊喜。“居京师，日日趋朝。朝罢，入阁中，宰相出，然后随而出，然殊无一事。”[14]他有了大量的空闲名正言顺地读书，本希望将藏书“遍观以通作者之变”，但不久即病故[15]。

而吴承恩在长兴事后行踪不明，尽管似乎经过李春芳运作，他又得到了一个荆府纪善的职位，但可能并未赴任，而是返回了淮安的家中。隆庆四年六月，归有光的好友陈文烛来到淮安，经徐中行介绍，与吴承恩开始了密切交往。有时徐中行来淮安，吴承恩和陈文烛便和他谈天到深夜。[16]吴承恩之后依然靠卖文章为生（估计还有陈文烛的接济），生活算是平稳。万历七年的时候，淮河边出现了“龙首”，他还去凑热闹写了首诗。好像很多人都来赶了这个热闹：陈文烛把各种“瑞龙诗”编成册子，而李春芳写了《平成瑞应诗册序》；这时候徐中行已经去世了，于是陈文烛又请王世贞过来立了块碑。现在碑已经没有了，但是碑文在《弇州山人续稿》中还可以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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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和长兴事关系不大的吐槽点：

震惊！暗流涌动的隆庆内阁突然同心合作，竟是为了这个男人！

虽然UC了，但是我真的挺震惊的（

首先要说一号迷弟赵大洲，他本来就是归有光的好朋友，同受张治赏识，对张治的敬重让大洲和震川的友情更加深厚——归有光说：“内江赵公尤笃师门之义，每相与言张公，或至泪下”。[17]大洲也一直致力于向各位同事安利震川。隆庆三年他再次推荐的时候，有些人拿之前长兴大户构陷归有光的话作为证据反过来弹/劾大洲。瞿景淳和归有光说起这事，难过了好久。[18]

另一头，高拱不仅欣赏归有光的文章，还是他座师，再加上张龙湖旧情加成，简直可以说是对他关爱有加。隆庆三年，归有光到邢台之后，高拱还特地写书慰问他，叫他不要理会别人的中伤[19]。

徐阶也在归有光中进士之后对他青眼相待，各种推荐翰林院的职位……归有光也把自己还没有刊刻的文集给徐阁老看[20]。

隆庆元年徐阶和高拱矛盾白热化的时候，这两位居然都在为归有光的未来发展操心；隆庆四年高拱和赵贞吉打个不停的时候，他们居然还能腾出手来一起举荐归有光。这是什么神奇的爱啊！

反应比较慢的是李春芳，不过他也是在归有光来京城的时候给他安排了最适合的职位。对于首辅来说，这其实相当于让归有光一直跟在自己身边，看来中毒程度也不轻x而且李春芳还免费获得了一个代笔文手，比如很有可能就是他让归有光写了陈以勤的六十寿序（陈以勤又一次惨遭咕咕233从寿序内容上看，这篇文章本来是翰林院请石鹿写的，当时他甚至很高兴地答应了）。

其他几位对归有光的态度倒不是很明确，不过我挺希望陈以勤会喜欢归有光的文章的（

参考：

[1] 唐时升《三易集》卷十七代王锡爵作《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

[2] 陈文烛《二酉园续集》卷十九《震川先生墓表》

[3] 陈文烛《二酉园续集》卷二《归震川先生集序》

[4] 《归先生文集》附录《先君述》

[5] 《归先生文集》附录《先君述》

[6] 《震川先生别集》卷七《与周儒允二首》

[7] 《吴承恩诗文集笺校》卷之一《庚戌寓京师迫于归志呈一二知己》

[8] 《吴承恩诗文集笺校》卷之一《平南颂》，卷之三《请□□□公启》

[9] 《吴承恩诗文集笺校》卷之四《贺总制梅林胡公奏捷障词（并引）》

[10] 蔡铁鹰《归有光、吴承恩狱案及其背后的文学纠葛》

[11] 《震川先生别集》卷七《再与余太史》

[12] 《震川先生余集》卷七《与陈晋卿》《与俞仲蔚》

[13] 《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

[14] 《震川先生别集》卷七《与周子和大参》

[15] 《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

[16] 刘修业《吴承恩年谱》

[17] 《震川先生别集》卷七《与周子和大参》

[18] 《震川先生集》卷六《上赵阁老书》

[19] 《归先生文集》附录《先君述》

[20] 《震川先生集》卷六《上徐阁老书》